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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谈恩师高本汉逝者黄大仙救世报
发布时间:2019-11-06

  据瑞典学院(Svenska Akademien)官网消息,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史学家、汉学家和翻译家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于当地时间10月17日去世,享年95岁。

  马悦然于1924年出生于瑞典延雪平(Jönköping)。1946年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学习古代汉语和中国音韵学。1948-1950年,马悦然到中国四川进行方言调查。随后,马悦然先后在伦敦大学(1953-1955)、澳洲国立大学(1959-1965)和斯德哥尔摩大学(1965-1991)任教。1985年,马悦然当选瑞典学院终生院士,并参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工作。

  马悦然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学译介工作。他广泛涉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包括《左传》和《穀梁传》,并从事实和义理两方面来理解《春秋》,还翻译了《春秋繁露》。20世纪70年代,他编撰了不少与汉语相关的瑞典语教科书,亦是第一位将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和《西游记》翻译成瑞典语的学者。除此之外,他还不遗余力地将沈从文、老舍和北岛等现当代中文作家的作品介绍至西方。2012年,莫言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马悦然功不可没。

  1993年,受瑞典学院的委托,马悦然为自己的老师、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写了一部长达500页的传记,此书的瑞典文版于1995年发表。经授权,该书的中文版《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于2009年由三辉图书出版。作为高本汉的得意门生,马悦然以其严谨的考证和朴实的笔触,记叙了高本汉七十年整的学术生涯。字里行间透露出其对老师的尊敬,以及师生二人深厚的汉学研究功底。

  “他完全确信,他的作品比他本人更为重要。”马悦然在书中如此评述自己的老师。黄大仙救世报!而马悦然为汉学所做的贡献,亦值得后人对其做出类似的评价。今天,让我们来重温这位伟大的学者的文字,以此表达对他的纪念与哀思。

  在训释对于中国现代考证学有很大意义的《左传真伪考》(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1926)中,高本汉讨论他列为东周时期最主要作品的《左传》。讨论《左传》和介绍高本汉的考证研究工作则要求深入涉猎经文学和考证学的领域。

  计入十三经中的《春秋》非常言简意赅地记录了公元前722—前481年发生在鲁国的重要事件。按照高本汉给予否定的传统说法,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根据诸侯国鲁国的历书编纂了这部作品。完全没有文学价值的这部编年史很早就在儒家学派里当做一部政治学的教科书。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人们从这部编年史的字里行间读出了某些道德的褒贬标准。这些评论借助于一个对《春秋》里的词义和句法的考证系统表达出来,并把它们放在孔子的名下。它们对《春秋》的真正内涵有不同的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是《公羊传》和《穀梁传》。这两部作品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代。

  《左传》对公元前722—前468年各诸侯国各种事件和上层阶级的生活作了细致的并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细节的描写。这部具有极大史料和文学价值的作品很可能建立在较早的历史资料和传说著作的基础之上。统一的风格表明其出自一个人之手。具体是哪位作家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甚至连著作的名字的含义也不知道。很早以前,可能在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初期,某无名氏把《左传》与涵盖相同历史时期的《春秋》连在一起。对诸侯和各种大人物的生活所作的详细描写构成了《左传》原文的主体,后来截成长短不同的部分,并当做对《春秋》里简明解释的评论。与此同时,类似出现在《公羊传》和《穀梁传》里的相同的解释也加到《左传》里。这些增加部分在风格上有别于原文的其他部分。

  《左传》匿名作者是一位了不起的叙事家。删繁就简的散文风格经常为明快、活泼的对话打断,作家巧妙地使用了当时的口语。在描写一场激烈对话的时候,作者甚至让对手哑口无言,这一点表明,作品一部分是用一种近乎口语的语言写成的。作品还包括很多至理名言,带有各种雄辩技巧和很多出自《诗经》和《书经》的引言,宣扬的都是儒家的理念。

  高本汉的文章《左传真伪考》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左传》成书的历史以及该书真伪的不同观点;第二部分他调查该书的语法结构而且讨论其与其他几部经典著作语法结构的关系。

  有一个已经辩论了数百年的问题,那就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之前是真有此书,还是根本没有此书,或者是在秦始皇焚书令废止的公元前191年与汉哀帝首次将《左传》作为公开辩论的目标这段时间里某人编造的。如果这部作品写于公元前213年以前,就可以视之为建立在公元前722—前468年期间各诸侯国档案之上的一部真实的编年史材料。相反,如果此书写于公元前213年以后(这段时间中国文献的主要部分遭到破坏),其包含的过去时期的资料就不能认为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历史上一些训诂学家已经指出《春秋》和《左传》里的人名和年代有误,因此就推断,《左传》是一部伪书。高本汉批驳了这种论点,他指出中国典籍的传世,一方面通过抄录,另一方面口传,老师传给学生。学生在背诵一部作品时,一句接一句地模仿老师语言的节奏,没有多少危险句子结构变异。可是假如是两个或三个音节的人名读音,或用天干地支表示年代的短语,就很容易混淆起来,尤其是字的发音近乎相同的时候。高本汉举了一个例子,甲子系统的“甲辰”和“甲申”,发音很相似,容易混乱。高本汉抱怨说,中国的训诂学研究对于口头传承的传统考虑不够。

  高本汉文章主要攻击的学者是刘逢禄(1776—1829)。他的外祖父庄存与(1719—1788)是《春秋》和《公羊传》的核心人物。庄存与对这些典籍的研究重新燃起了汉朝时期“古文经”与“今文经”之间爆发的残酷的学术争论之火。

  汉朝早期人们发现了一些先秦古文字写成的儒家经典,所谓“古文经”。历史材料表明,一批古文经,其中包括《春秋》,发现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当时鲁共王为了扩建自己的王宫,下令拆除孔子家宅的墙壁。(伯希和指出,这个故事出于公元前1世纪的一个传说。)但是毫无疑问,《汉书》里提到的一件事确是线),一位皇家档案馆的档案员,在他通读馆内藏书时,发现了古文典籍的手抄本,其中包括《春秋》和学者过去根本没见过的《左传》。从《汉书》的描写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部作品以前就存在,很可能是口头流传下来的。

  刘歆属于汉朝一个皇亲国戚之家——他的高祖是汉朝开国皇帝的弟弟。刘歆的父亲刘向(约公元前79—前6)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曾奉敕训释属于今文经的《穀梁传》。公元前26年皇帝把刘向提升为总成各类书籍之职。由此刘向得以校阅宫廷图书馆里的儒学、哲学和诗歌典籍。校阅完毕和制成竹简以后,刘向还为每部作品编写目录和解题,然后一并交给皇帝。刘歆汇总父亲编的图书目录,编成自己的目录《七略》,这部作品构成了《汉书》里的《艺文志》的基础。

  刘歆事业初期与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同为宫廷辅臣。外戚王莽逐渐篡夺了政权。公元9年王莽登基为“新朝”皇帝,但仅存14年,在中国传统史书上描述这个政权是由篡权者统治的一个新旧皇帝之间的过渡。王莽掌权后尊刘歆为“国师”。博学的刘歆对解释《春秋》和《左传》所记录的不吉的预兆以及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各种预兆感兴趣。刘歆所解释的这些预兆利用于当时的政治辩论,因此引起别人指责他篡改或者干脆自己伪造了《左传》。

  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9)时期今文经派春风得意,而在东汉(25—220)时期古文经派则处于主导地位。在1800年代两派重燃战火。刘逢禄竭力要加强《公羊传》的地位,使之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刘逢禄在研究《公羊传》的过程中对一部奇特的作品《春秋繁露》产生了兴趣。按照传统的而不完全可靠的意见,这部书出于西汉的董仲舒之手。刘逢禄强调,与公羊派有密切关系的《春秋繁露》包含着儒家政治思想的精髓。借助《春秋繁露》和何休(129—182)的《公羊解诂》,刘逢禄还费尽心思,疏释《公羊传》里头提出的对《春秋》那些难懂的“微言”的解释。按照今文派的看法,孔子修《春秋》,用“微言”表达对个别事件的褒贬。刘逢禄进而指出,《左传》最初不是训释《春秋》的,这一点他无疑是正确的。他还指出,是刘歆把《左传》修剪成为《春秋传》,以便加强古文经派的地位。

  康有为(1858—1927),1898年改良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把刘逢禄提出的这些思想发展为荒谬。康有为把孔子奉为一位政治改革家,他从公羊派把孔子视为素王(无冕之王)的观点中找到了理论根据。按照康有为的观点,只有孔子所创作的今文经派的典籍才是权威的。为了贬低古文经派和他们的作品,康有为1891年发表了《新学伪经考》。他在此作品中谴责刘歆为了使篡权者王莽的篡权合法化而伪造《左传》。

  奥托·弗朗克(Otto Franke)在其《儒家思想与中国国教历史研究:论〈春秋〉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问题》中,深刻讨论《春秋》、《春秋繁露》以及这两部书的历史。弗朗克详细列举了康有为的各种极端思想,但是他自己认为《左传》原来不是作为《春秋》的一个传。他也认为刘歆为了把《左传》强加于《春秋》,对原作进行了不能容忍的篡改。

  在纠正了奥托·弗朗克和詹姆斯·理雅格(James Legge)在翻译《汉书》中有关刘歆与《左传》的叙述所犯的错误以后,高本汉提出了明白无误的证据证明,《左传》很早以前就存在。

  沙畹在翻译《史记》时就指出,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约前90)在引用古籍时,经常使用常见、易懂的词语代替罕见难懂的词语。经过大量科学性调查以后,高本汉举出《史记》中多处引用《左传》的例子。从父亲司马谈(死于公元前110年)手里接过这一宏大史书项目的司马迁,于公元前99年完成了《史记》绝大部分编纂工作。高本汉强调,《左传》一定是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100年间某个时候写成的。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此书成书时间是在公元前213年焚书之前还是在其后。我们已经知道,令在公元前191年废止,司马谈和他同样博学多才的儿子司马迁双双在宫廷任太史令,接触皇家馆藏图书和档案,不可能被离他们在世之前仅几十年出现的伪书所欺骗。

  为了最终证明《左传》的真实性,高本汉对《左传》进行了一系列语法现象调查,并且与其他古汉语著作进行比较。他在综合作品中的语法现象后指出,《左传》是用一种特别的语法系统写成的。特别令人惊奇的是,这是第一次使用纯语言学标准来解决一部古汉语典籍的文字学问题。

  早在1920年代,高本汉(1889—1978)就因其在中国方言和语言史领域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而蜚声国际,其成果体现在构拟汉语早期的两个语言阶段:中古汉语(公元600年代)和上古汉语(公元600年前)。这种对古汉语的构拟为高本汉对公元前10世纪初的重要文献进行划时代的文字学研究开辟了道路。对古典文献的诠释、对语法的研究和对词典编纂的贡献,凸显了高本汉高深的造诣和科学的精准。为数不多的几部较为重要的语言科学和文字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一部分还被译成日文。他凭借雄厚的语言科学功底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断代的研究成果,也属于他的伟大科学研究成果。

  高本汉没有涉足甲骨文的研究。作为瑞典人文学院的杰出成员,他为促进瑞典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高本汉的门生相对较少,但是全世界几代汉学家都尊崇他为学术大师。

  马悦然是高本汉的得意门生,他在这部回忆录里描写了自己的老师在延雪平度过的青少年时代、始于1904年的辉煌科学研究生涯——从上中学开始,延续了七十多年。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一位勤奋科学家背后的、生活中的高本汉。